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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依据在于，禁止某个行为的核心理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某种性质或程度的回应。

也就是说，法律判断的本质与其司法实践中的应用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支持一般违法性前置论并不总是会为法官带来过高的判断负担。必要性命题是指，一般违法性概念对于理解整体法秩序而言是必要的，因为法秩序的整体性决定了一个行为必然能够在一般意义上被判断为合法或违法。

第一，施特劳森、达沃尔、哈特等人关于义务与社会回应的讨论并不应被视作仅仅针对道德义务的讨论，而因被视作针对一般性的义务概念的讨论，其讨论结果对法律义务具有启示意义。这是因为，不论是民事救济、行政处罚还是刑事惩罚，都是为公民施加了一定程度的不利负担，而证成这种不利负担的前提是特定公民有承担此项负担的道德义务。①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之一是刑法学者提出的缓和的违法一元论：刑事违法性是一般违法性+可罚的违法性。每个部门法有自己特定的管辖领域实际上是一个具有常识性的看法，也是违法相对论者时常诉诸的观点，(31)例如民法只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刑法只惩罚整个共同体所反对的严重的公共不法行为。例如上文提过的，刑罚的内在价值是报应正义，因此刑事违法性也就被刑罚报应这一种特殊的回应方式所规定。

下面将对这两个理由进行逐一探讨。总之，义务与特定的回应性态度之间存在概念上的必然联系，同时法律义务则与国家强制性回应存在概念上的必然联系。实证社科法学，以法律现象的实证分析为手段，检验的是社科法学的命题，甚至纯粹是社会科学的理论……实证法学则只研究法律相关的事实问题，响应与法制度之运行相关之宣称或假设，或描述法制度之运行，与法学以外的问题或者知识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67)而像经济法学、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环境法学、知识产权法学、国际法学、教育法学等还没有形成坚硬的知识体系的部门法学，由于与其他学科、行业高度相关，它们对社会科学的接受程度明显更高。如果我们在理论层面上加以讨论，部门法学研究还可以有更多的社会科学维度。内容提要：法的社会科学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国内兴起，后又经历了自发研究和自觉研究的阶段，从最早的法社会学拓展到法社会科学。(68)梁坤：《社会科学证据研究》，北京：群众出版社2014年。

(43)冯象：《法律与文学(代序)》，《木腿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这种本体论上的整体论，既要求对事实经验进行整体解释(阐释)，也要求对法社科研究本身预设的各种前提条件采取批判反思立场。

最早由末弘严太郎提出，他批判民法研究中德国概念法学的统治倾向，强调民法研究中的社会学方法。进入专题： 法社会学 。典型如，季卫东牵头设立的当代法学名著译丛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翻译了诺内特、塞尔兹尼克、布莱克、昂格尔、弗里德曼、霍维茨、川岛武宜、棚濑孝雄等知名法社科研究学者的著作，这其中就包括苏力翻译的波斯纳的《法理学问题》。(73)侯猛：《司法中的社会科学判断》，《中国法学》2015年第6期。

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在大陆法学界几乎同时兴起，因此，更稳妥的态度是各种法学研究范式在学术市场上充分竞争与不断检验。例如，法学学者认为裁判中成本效益分析优于教义分析，或教义分析优于成本效益分析，但法律实践可能并不是那么一回事。(77)新康德派的宫泽和坚持历史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者铃木同被称为作为社会科学的宪法学的先驱。(50)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74)与早期讨论更多是表达立场、展示方法，甚至是社科法学学者多少有些一厢情愿不同，这一组文章是在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比较的双重视角下展开讨论的，聚焦于部门法具体问题(车浩、许德风、贺欣文)与立法问题(张翔、侯猛文)。(13)此后，他又撰文将美国法与社会运动同中国社科法学研究进行比较，(14)并在美国《法律和社会科学年度评论》(Annual Review of Law Social Science)杂志上撰文讨论中国社科法学的发展。

在强化建构更有解释力的法社科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不断追求理论塑造。进行学术批评和对话一定是与法社科研究的知名学者，例如晚近的苏力、梁治平、季卫东、朱景文、朱晓阳、贺欣等。

唯有如此，中国法学才能走出继受法学的影子，真正建立起自身的主体性。(61)劳伦斯·弗里德曼：《碰撞：法律如何影响人的行为》，邱遥堃译，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29)苏力自曝当年报考北大中文系没被录取，他的文学与历史偏好在他后来的著述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对于法社科研究来说，如果部门法学与社会科学理论能够加以贯通，这样的研究就会有更强的解释力。另一方面，中国法治体系可以区分为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吴义龙：《社科法学如何处理规范性问题？——兼与雷磊教授商榷》，《中外法学》2022年第6期。

这一主张由邓正来开始，(31)在法学界则由强世功接过了大旗。(18)强世功：《双重对话与双重历史化——法律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汪晖、王中忱主编：《区域》第9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29-78页。

(48)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重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5页。(77)此外，前述提到的十多种比较成熟的社会理论范式，都可以用来进行部门法学研究。

因此，不要过分关心方法。外部视角关注法与社会的关系，内部视角则是对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过程进行社会科学研究。

但部门法学不仅有解释论取向，也有立法论取向，甚至有更多理论面向，在这个意义上，尤陈俊的看法更有说服力。第三种为法律文化研究，特别在解释不同法律制度差别的原因时，常常诉诸文化。(42)中国法学界包括法教义学学者在内的大多数学者对功能主义与系统理论欣赏有加，批判理论只被强世功、冯象、刘星等少数法理学者所主张。香港大学有贺欣、刘思达从事法律经验研究，刘庄从事大数据实证研究。

这说明一旦掌握了法社科研究的套路(范式)，(79)是可以触类旁通的。(24)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法学界对国外的学术动态基本上是不了解的，对那时已经形成研究规模的法经济学、法人类学等的认识基本上也还停留在概念上。

尽管学界也曾提出过拒绝经济学帝国主义，甚至社会学帝国主义的口号，但这本身就反映出法学与强势学科相比更为被动。(54)苏力：《好的研究与实证研究》，《法学》2013年第4期。

或许正因为如此，当时法社会学最主要的知识来源反而是国内的社会科学，并且首先是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特别是费孝通的研究，他在重建社会学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5)扩大了社会学的学术影响力，并且影响了法社会学的不少学者。简言之，经过至少两三代人的努力，不论研究规模还是专业建制，国内法社科研究都有了很大发展。

参见谢宇：《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8页。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法社会学研究历史要更长。云南大学还专门组织力量研究穆尔、纳德、梅丽、西尔贝等法人类学学者。不过，后来随着诠释法学进一步聚焦于法教义学，2014年苏力在讨论法学研究格局时，认为三大流派包括政法法学、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

(15)Sida Liu,"The Fall and Rise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 in China",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Vol.11,2015,pp.373-394.(16)强世功：《中国法律社会学的困境与出路》，《文化纵横》2013年第5期。由于他们要面对或进入西方学界，因此主要用英语写作，但他们的贡献也正在于在西方的学术体系中呈现了法社科的中国研究。

由此可以看到，现代西方法社会学研究(特别是美国法与社会研究)真正的代表性人物，例如塞尔兹尼克、弗里德曼、麦考利等学者，对梁治平、苏力和强世功几乎没有什么学术影响。苏力的法社科研究虽然深受美国法经济学家波斯纳的影响，但他更为注重本土甚至传统研究，写作也有很强的人文意味，这实际上与他自己的文学偏好以及法律史训练的背景高度相关。

对法律与心理学的研究深入到法律与认知科学领域，对法律与经济学的研究则深入到行为法律经济学领域。个案研究的比较优势还在于关注个案的复杂性和丰富性，(59)通过对特定个案的深入洞察，可以从中抽象出一般性的概念或者命题，进而也具有推广性意义。